“涨工资”，又一次出现在了中央文件里

　　　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 赵继林

“涨工资”的一大目的，在于“促消费”。视觉中国/图

　　“涨工资”，是2025年中央文件中频繁出现的词汇。

　　5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要推动企业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在中办、国办3月发布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中，“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被列为八大行动之首。

　　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涨工资”的一大目的，在于“促消费”。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5%。作为对比，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8.4%。总量倍增，但增速明显放缓了。

　　对比国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撰文指出，中国居民消费率从2001年的45.5%降低到2023年的39.1%，比美国、德国和日本低28.8%、10.8%和16.5%，比越南、巴西和墨西哥低15.5%、24.2%和31.1%。

　　那么工资如何涨得上去？

　　此次《意见》首先明确了国有企业的薪资改革方向：深化国有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在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推行工资总额预算周期制管理。巩固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成果，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各级负责人薪酬、津贴补贴等。

　　2018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就提到，国有企业工资总额预算一般按年度进行管理。对行业周期性特征明显、经济效益年度间波动较大或存在其他特殊情况的企业，工资总额预算可探索按周期进行管理，周期最长不超过三年，周期内的工资总额增长应符合工资与效益联动的要求。

　　简单理解，工资总额预算周期制管理，就是在一定年限内，国企可灵活分配工资，丰储俭用，确保员工收入的稳定性。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盈亏由市场决定，政府文件无法决定其“涨工资”，那该如何推动其健全工资的合理增长机制呢？

　　首先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4月3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截至4月1日，有21个省份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在2100元及以上，有8个省份超过2300元。

　　比如，3月1日起，广东调整提高全省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广州调整为2500元/月，深圳为2520元/月，两市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均为23.7元/小时。

　　这一调整让低收入群体直接受益，在相同的工作时长下，能获得更多收入。失业保险金、停业等情况下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也会随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而变多。不过，最低工资标准在中国薪酬体系中只发挥托底作用。

　　此外，政府每年还会发布工资指导线。

　　企业工资指导线，是对年度工资增长水平的建议，由基准线、上线和下线构成。一般来说，基准线指企业工资的平均增长幅度；上线适用于经济效益增长较快的企业；下线适用于经济效益下降或亏损的企业。

　　比如，四川省公布的2024年企业工资指导线中，企业货币工资增长基准线为6%，上线9%，下线3%。

　　在这两条线之外，更核心的是，政府如何通过“有形之手”，激发经济的内生活力。

　　目前，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偏低，制约了消费。初次分配，指按照各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贡献的大小进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近日在一次研讨会上指出，从经过口径范围调整后的数据发现，中国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在所选国家中处于偏低水平。2009年-2019年，中国该比重均值是59.65%，明显低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

　　在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环节，2009年-2019年，中国政府部门社保福利与补助支出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为5.34%，在所选国家中与印度尼西亚接近，远低于其他国家。中国政府部门社保福利和补助支出占比偏低制约了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初次分配格局的形成，由多方面因素构成，如资本、劳动力、土地初始要素等，短期内大幅提升居民部门的比重并不容易。对于政府来说，可以加强再分配的调节力度。

　　比如，2025年，大规模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继续扩容，对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给予销售价15%的补贴。不过，相比汽车、家电等耐用品，服务性消费属于高频消费，未来若能扩大补贴范围，涉及餐饮、旅游、民宿等服务领域，更有助于推动消费的可持续性。

　　再比如，政府向居民发放现金补贴、消费券，实质上是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实际购买力。但不少消费券限定了产品类型，覆盖人群有限，未来若开放更多品类，就能惠及更多行业。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要改善支出结构，减少非必需的政府投资和行政管理费用，增加民生支出。

　　通过提高农民养老金、完善医疗保险、推进教育公平等措施，让人们不再过度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愿意将更多储蓄转化为消费。

责任编辑：崔理斯